2025年6月27日晚，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工作特色智库”第1讲在望江校区文科楼200会议室举行，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受邀作题为“西北与西南边疆地区宗教跨境交往相关问题的比较观察”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我所副所长李裴研究员主持，闵丽教授作为与谈人，段玉明教授、张崇富教授等所内外众多师生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李利安教授从“地理格局”与“文明链接”的关系入手，指出中国“孤悬东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西部边疆作为突破地理困局、连接外部世界的关键陆桥地位。他分析到，围绕青藏高原形成的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分别架起了中国与中亚、中东、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宗教文化交流通道。敦煌作为西北丝绸之路深度链接中华腹地与西域的枢纽，大理作为西南丝绸之路连接内地、西藏与东南亚的节点，共同塑造了“西北和西南边疆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链接不可逾越的桥梁”的历史角色。

随后，李利安教授系统梳理了“外缘制约”下西北与西南边疆宗教的历史格局与命运走向。他以“嫁娶文化”为喻，强调边疆宗教形态深受域外宗教变迁的深刻影响。在西北地区，这一制约表现为剧烈的宗教更迭：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佛教、祆教等的盛行，历经中亚伊斯兰化浪潮（8世纪后），最终在10-16世纪完成从以佛教为主的文化区向以伊斯兰教为主的文化区的转型。而在西南地区，外缘制约则呈现为佛教内部的多元化叠加：经由滇缅道传入的早期印度佛教稳定为南传佛教文化区；经由茶马古道传入的印度后期密教则形成藏传佛教文化区；特别说明的是，大理成为两条丝绸之路交汇地带的混合型佛教文化区。

在阐述“跨境宗教文化区”的理论与实践时，李利安教授重点分析了西部边疆形成的四大类型：西北边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区、西南边疆西部的藏传佛教文化区、西南边疆南部的南传佛教文化区与西南边疆东部的儒释道文化区。他特别指出，历史上，这些区域因“一个主体民族支撑一种宗教文化区”而形成的几乎“全民信教”特性，赋予了其超越政治疆界的强大凝聚力和整体坚固性，这构成了边疆宗教问题的深层结构，对今天的边疆宗教依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谈及边疆宗教跨境交往的治理智慧与未来路径时，李利安教授重新诠释了传统“夷夏之辨”的战略意义。他分析了西北与西南边疆不同的“跨境交往-夷夏交往”双重格局演变：西北从前一千年（公元前后至公元11世纪）的“贯通结构”演变为后一千年（公元11世纪后）的“分割结构”，这种与内地文化联系的弱化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便呈现出严峻的挑战；西南藏区则从前期（7-13世纪）“印藏为主、藏汉为辅”转向后期（13世纪后）“藏蒙一体、藏汉呼应”的内聚性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藏佛教文化交融，对突破历史局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南南传佛教区则需解决对外紧密一体化与对内相对疏离的问题。他强调，边疆宗教中国化需完成“从本土化到内聚（地）化”的两步曲，在尊重跨境特性的同时，强化与内地文化的纽带，在保护和不断壮大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李裴研究员在总结中指出，李利安教授通过“地理格局-历史演变-跨境特性-治理路径”的逻辑框架，系统揭示了西北与西南边疆宗教跨境交往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其提出的边疆宗教从“本土化”到“内聚化”的转型路径，为中国特色边疆治理提供了学理依据与现实参照。段玉明教授进一步聚焦“宗教中国化”实践，强调需尊重跨境宗教文化纽带，同时需通过文化互动强化边疆与内地联结，推动边疆宗教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资源。张崇富教授则以西方基督教与政治权力的博弈模式为参照，认为李利安教授对“夷夏之辨”智慧的重释，为防范境外渗透、维护边疆安全提供了重要启示。最后，闵丽教授盛赞李利安教授的讲座以宏阔的时空维度、深刻的理论创见及战略级的治理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宗教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开辟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她还强调，边疆宗教治理必须立足历史逻辑、文化特性与国家安全三重维度，要以科学、包容、有效的策略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使其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

撰稿：胡威

摄影：胡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