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4日上午九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教授应邀于文科楼200会议室作了题为“晚明佛教复兴的最大檀越：论孝定李太后与晚明北京佛教”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为“佛教思想与社会”系列讲座第二十五讲，由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大伟研究员主持。讲座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与会师生全神贯注，乐在其中。

讲座伊始，何孝荣教授说明了元末明初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何教授指出元代奉行崇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崇藏传佛教压汉地佛教，崇教压禅。随着元朝灭亡，北京地区佛教随之式微，洪武十五年（1382），高僧道衍（姚广孝）作为燕王朱棣的陪伴僧人前往北平，并住持庆寿寺，北京佛教由是逐渐恢复。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后，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明朝中期，北京佛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各朝度僧数量骤增；皇家修建寺院数量众多，且具有示范效应；多位帝王崇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社会中事实上传播流行。

随即，何教授指出明朝中期北京佛教的繁盛只是表面现象。何教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首先是缺乏高僧，佛教宗派传承艰难。“会昌法难”以后，除禅宗外，其他各宗多一蹶不振。明初佛教为元末佛教余绪，所以还有较多的优秀僧人，但明太祖规定全国僧人必须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等经典，同时将全国寺院和僧人分禅、讲、教三类，使得佛教失去原有的宗派特色，演变成混合佛教。专门做法式的瑜伽教僧由于能够较容易获得经济收入，所以占到僧众半数以上，潜心修持与研习佛法的僧人反而因收入锐减，故在人数上也大量流失，佛教各宗派很难再培养出有影响力的高僧。其次是僧众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各朝大肆发放度牒，且鬻牒现象突出。瑜伽教僧成为僧众主流，藏僧获得优厚供养，但他们大多惟务念诵经咒礼忏而营利，素质较低。再者是大量寺院遭到废毁。明世宗崇道禁佛，拆毁、变卖明武宗在禁中所建寺院佛像，对明朝中期以来皇室所建的京师几大寺，如大兴隆寺、大慈恩寺、保安寺、大功德寺等，世宗也加以撤毁、变卖。结合上述材料，何教授得出结论：明朝被称为“中国佛教的衰微时期”“禅道衰落时代”，主要即指明朝中期，而当时的北京佛教正是重要样本。

最后，何教授介绍了一位将晚明佛教从明朝中期衰颓局势下扭转过来的关键人物——孝定李太后。其家先为山西翼城人。始祖政，明初从燕王朱棣“靖难”军入燕，占籍北平府漷县永乐店。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坖册妃陈氏为皇后，李氏为贵妃。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驾崩。六月，虚龄10岁的朱翊钧继位，为明神宗。神宗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并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李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是当时后宫和朝政的主事人。明穆宗崇奉汉传佛教，作为穆宗贵妃、神宗生母皇太后，李太后“好佛”，因此狂热地崇奉佛教，有以下五个措施：其一，频繁举办佛教法事，请僧人讲经说法；其二，大量修建寺院；其三，礼敬僧人，斋僧赏赐；其四，为明神宗、皇太子设替僧，皈依高僧憨山德清；其五，编刻《续入藏经》，颁赐《大藏经》于多处寺院。

何教授进一步指出：万历年间，孝定李太后在北京狂热崇奉佛教，是晚明佛教复兴的最大檀越和最强力外助，对北京佛教、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李太后崇奉佛教，带动了万历年间皇室群体性地崇奉佛教。其次，李太后崇奉佛教，使北京成为晚明佛教复兴的基地，也推动了晚明全国佛教的复兴，是晚明佛教复兴的最强力外助。晚明时期大量寺院得以重建，还出现了许多新建寺院，对汉传佛教不能不说是一个强大的刺激，一些沉寂已久的佛教宗派又呈现兴盛状态，佛学研究也比以往繁荣活跃许多，促使其从明代中期以来的衰微走向复兴，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以及唯识学、净土法门等都在北京有了讲授传承。僧人也融入了主流文化，与士大夫的文化交流增多，促进文化交融。李太后发起编刻《续入藏经》，推动了佛教典籍整理和研究。她又将《大藏经》颁赐给各寺院，也推动了北京佛教的复兴。第三，李太后崇奉佛教，佛教借此发挥了“阴翊王度”的作用，因此而有助于维护明朝统治和社会安定。但是，她带头建寺，频繁举办法事，礼僧赏赐，都花销巨大，浪费了大量财富，加剧了万历中期以后皇室和国家的财政危机。最后，何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提到，李太后崇奉佛教对明代北京佛教、北京文化的营造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她修建的寺院，有的流传至当代，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虽在清朝或民国毁废，而寺名作为地名留存，成为城市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讲座结束后，王大伟研究员在总结中指出，何教授的讲座清楚地介绍了一部简要版的明代佛教概况史，材料扎实，考证详尽，解答了明代佛教研究的诸多疑惑。在场师生亦与何教授展开对话，纷纷发表自己对何教授讲座内容的感想与收获，提出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何教授对此一一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撰稿：冯思越

摄影：金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