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晚7点至9点，应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晓阳老师于望江校区文科楼200号会议室做了一场以“圣经中译本漫谈”为主题的讲座。讲座主持人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田海华教授，与谈人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李以清特聘副研究员。本讲座为宗教文化论坛2026年度系列讲座第14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艾东教授、校内外青年教师、硕博士生出席讲座并参与互动，氛围活跃，讨论热烈。

讲座伊始，赵晓阳老师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缘起并分析了圣经中译本的产生原因。赵老师对本课题的研究兴趣始于教会罗马字。她初次接触教会罗马字是在地名研究所工作期间，后来发现教会罗马字是中国语言学的专有名词，且教会罗马字开始了汉语拉丁字母的书写。后来，赵老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了数量众多的圣经中译本，其中的方言译本更是对赵老师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赵老师的特别兴趣。赵老师指出，如此众多圣经中译本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东正教的世界传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语言文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语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深文言、浅文言、白话翻译同时进行；汉语多方言并存的特点；汉字的超发音、超方言的性质；汉语拉丁字母的开始书写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共同促成数量繁多的各类圣经译本。 

接下来，赵老师介绍了其未出版新著《圣经中译本史》的整体框架。全书共十八章，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天主教圣经译本，中编为基督教圣经译本，下编为东正教圣经译本。上编天主教圣经译本，包含传教士译本与华人译本两大板块，梳理自唐代景教译经，历元、明、清至民国诸多译本，其中思高圣经译本是天主教唯一圣经全译本。在这一编中，赵老师重点提及了白日升译本，她指出这本天主教圣经汉译手抄稿，对百年之后基督教圣经翻译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和影响。中编基督教圣经译本体量最为庞大，覆盖深文言译本、浅文言译本、汉语各大方言译本、和合译本、华人译本以及少数民族译本等。深文言译本主要介绍了“二马”（马士曼、马礼逊）圣经译本与白日升译本的关系。浅文言译本半文半白，主要是为方便民众阅读，其中施约瑟译本是唯一全译本。汉语各大方言译本包括吴方言译本、闽方言译本、官话方言译本、客家方言译本、粤方言译本、赣方言译本，也就是说汉语七大方言仅湘方言没有译本。和合译本是协商的成果，有和合深文言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及和合官话译本，其中和合官话译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少数民族译本包括北方少数民族译本、西南少数民族译本、台湾少数民族译本。其中1661年西拉雅话译本是已知最早的圣经中译。西南少数民族译本整体产生最晚，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其翻译过程中创制的民族文字对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下编为东正教译本，介绍固礼译本、法喇韦昂译本、英诺肯提乙译本、利波夫佐夫满文圣经译本等代表性版本。其中，固礼译本是东正教第一个圣经新约汉译本，英诺肯提乙译本是东正教唯一白话译本，利波夫佐夫满文圣经译本是东正教唯一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讲座最后，赵老师指出《圣经》影响之大并列出一些可供继续研究的论题。《圣经》是世界上翻译语言最多、发行量最大、流行最广的书籍，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中国各民族语言共有5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其中5大语系均有圣经译本，8个语族有圣经译本，18个语支有圣经译本。赵老师列出的研究论题，包括基督教“二马”译本（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与天主教白日升译本借鉴与差异研究，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三类圣经译本的重点词汇比较研究以及汉语方言译本的变迁研究等，为同学们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了一些方向。

与谈环节中，李老师指出圣经中译本不仅是教会问题，更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其在地化、本土化、时代化，对中国基督教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有很大贡献。田老师就圣经汉译的主体性问题、文白之争问题与赵老师及在场师生展开讨论。在众人的精彩讨论中，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张颖

 摄影：田海华、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