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中国道教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国际知名的道教研究权威学者，四川大学哲学系创建者之一，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创所所长卿希泰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岁。

　　卿希泰先生生前成就斐然，桃李满盈，他的离去，无疑是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综合了对卿老曾经的采访与学生的追思文章，回望卿老治学及为师的点点滴滴。

大家
十年面壁积孤愤，志在天都一部书

　　1947年，19岁的卿希泰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从川大法律系毕业后，卿希泰被保送到是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川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潜心科研，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受尽折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乐观心境，利用每天写“思想交代”的时间研读马列经典和中国哲学史著作。

　　在研读中，他反思了过去的研究，认为学界过去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局限于儒家较多，对佛教、道教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道教思想的研究极度欠缺。此外，卿先生还得知1968年和1972年分别在日本和意大利召开了道教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人员却没有一位来自作为道教发源地的中国，残酷的事实令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深感痛心。这些诞生于“牛棚”中的思考，最终促使他走上了研究道教的道路，《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等扛鼎力作的问世也在这段时间内打下了扎实基础。文革结束后不久，卿先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正式出版，成为道教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

　　1980年，卿希泰受命创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研究所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分支和《宗教学辞典》道教部分的编写任务。这对于刚成立的宗教所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思潮开始涌动，不可避免地波及科研领域。有的学院、研究所试图将研究和经济收益挂钩，以收益多少为标准衡量研究。但宗教所的广大成员在卿希泰的带领下埋头钻研，不为所动，很多成员还主动把自己所得的稿费和奖金都捐给所里用以购买大家急需的图书资料等。

　　“这些都是国家任务。不论怎样，我们都要把它们完成好，”卿先生当年告诉记者，“当时引进的这一批人同心同德，自觉自愿地聚在一起，最终克服了当初的一切困难。”

　　在卿希泰先生的带领下，这个团队的成果是丰硕的：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招收宗教学硕士生；率先成为宗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重点学科；在全国宗教学学科排序中名列第一……现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已成为国家“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将宗教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他的学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评价道：“卿希泰教授治学严谨，秉承了川大注重经典和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先生的著作《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道教史》是道教学术界的开拓性著作，在国际道教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们深切缅怀业师卿公，将继承先生严谨治学的学风，沿着先生开创的中国道教研究道路，将中国道教研究发扬光大。”

恩师
先生之德，万古流芳

　　作为宗教所的创始人与前行路上的领路人，卿希泰先生还特别关心广大成员的切身利益。在宗教所时，为解决落实一些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他亲自出马四处奔波；也曾为所内希望进一步深造的教职工提供资金支持。卿先生的学生张松辉曾谈道：“在日常生活中，恩师对弟子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在过去十多年中，恩师担心我受冻，给我送过衣服；担心我受蚊虫叮咬，给我送过蚊帐；为了增强我的体质，给我送过计步器。”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卿老育才无数。他仙逝后，学生武清旸在网上撰文回忆到，老先生80多岁时仍然坚持每两周为他上一次课。直到2016年3月，卿老已经病倒，才对他说：“我现在是在没有精神帮你改报告了，你自己好好做，我相信你”。一个月后，卿老为武清旸安排了一位老师帮助修改文章。

　　后来，武清旸听闻卿老好几次说到，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尽到导师的责任，感到非常对不起学生，直到拜托了另外一位老师，才“稍稍好受点儿”。

　　卿老仙逝后，武清旸到追思堂帮忙，看到卿老的学生们“有的风华正茂、年轻有为，有的正当中年、如日中天，还有的则已经满头华发、满面沧桑。这时我才感受到，在这么多人中，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记得卿老的谆谆教诲，记得卿老的音容笑貌，与卿老有着师徒之情，也继承着卿老的学术之志。”

　　2月22日卿希泰先生遗体告别当天，亲属、同事、学生、好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到场悼念，送别道教学泰斗。宗教所李裴教授在追思文章中写道：“点点滴滴都在心头，提醒我好好为学做人，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和教诲！”

　　巨星陨落，让人无限惋惜。我们唯有继续先生的学术之路，以报师恩。

（文章来源：川大新闻网2017年3月16日 http://news.scu.edu.cn/news2012/cdrw/webinfo/2017/03/14894525142010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