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2日下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在四川大学文科楼举行了“深切怀念道教学泰斗卿希泰先生”座谈会，深切缅怀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创所所长、国家“985工程”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卿希泰先生。
会议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主持。卿希泰先生的长子卿海若先生、次子卿格非先生、外甥女余晓红女士等亲属，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研究员，东方老子学院院长朱越利教授，成都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远国研究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袁志鸿道长，台湾太一道院院长黄胜得先生，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大理大学校长张桥贵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松辉教授，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黄海德教授，深圳大学李大华教授，云南大学郭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刘固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研究员，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杨玉辉教授，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南京大学沈文华教授，齐鲁工业大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芃教授，四川大学社科处常务副处长高伟，西南民族大学周作明教授，四川省社科院丁常春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陈云副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李海林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唐大潮教授、丁培仁教授、张泽洪教授、段玉明教授、张钦教授、陈建明教授、苟波教授、李裴教授、周冶副所长、胡锐副教授、欧福克副教授（德国）、朱展炎副教授、孙瑞雪博士、孙伟杰博士、杨雯老师，以及宗教所部分硕博士生等出席了座谈会。大家深情发言，追忆了卿希泰先生的生前往事，深切缅怀了卿希泰先生献身学术、报效祖国、诲人不倦的一生。
会议开始前，所有与会者向卿希泰先生遗像三鞠躬。
一、筚路蓝缕奠基业
朱越利、李远国等多位教授回忆道，卿先生早年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曾在四川大学组建哲学系，任系主任。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卿先生发现过去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仅局限于儒家，对释、道两家，特别是对道教思想的研究非常薄弱，不能完整地反映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实面貌。受到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启发，卿先生开始了道教思想的研究。在最为艰难的牛棚岁月里，卿先生也没有放弃，完成了《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的写作。80年代初，此书甫一出版，就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而此时，国内宗教学研究才刚刚起步，仅有很少的学者关注这个领域，落后国际研究水平很多。特别是道教研究领域，国际上长期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说法。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召开的国际道教学术会议竟无一位中国学者参加。这让卿老痛下决心一定要振兴国内的道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
1980年9月，卿先生在四川大学建立宗教学研究所，这是我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专门研究机构。紧接着，卿先生带领的学术团队承担了宗教学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着手编写《中国道教史》。经过10多年的努力，四卷本《中国道教史》陆续完成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最为全面翔实的中国道教通史。在卿先生带领下，四川大学宗教所在宗教学领域创造了我国高校的多个“第一”：第一份宗教学学术刊物《宗教学研究》（1982年）；第一个宗教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2年）；第一个宗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第一个宗教学省级重点学科（1992年）；第一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999年）；第一个宗教学国家重点学科点（2002年）；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独立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的国家“985工程”哲学社科创新基地（2005年）。这一切都离不开卿老的开创之功和引领之力。
郭武教授说，早先的川大宗教所可不像现在这样有良好的办公条件、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及很高的学术地位。1988年郭武教授初到川大时，宗教所还在现在网球场边的基建处那座楼，办公条件很简陋，资料室里也没有多少图书。听卿先生说，之前的宗教所更加简陋，资料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图书。他和当时所里的其他一些老师，如石衍丰、赵宗诚、曾召南、钱安靖、丁贻庄老师等，看书、查资料需要跑到四川省图书馆去。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也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去看书查资料时需要带上干粮，也就是几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加上一杯水。最初的科研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
郭武教授还说，2004年他在川大宗教所工作，那时川大搞文科的“985工程”建设，宗教所、俗文化研究所、南亚所和藏学所都申报“985基地”。郭武教授感慨地说：“当时卿先生愿意以七八十岁的高龄担任‘985基地’的首席专家，也是令人钦佩的！”川大宗教所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辉煌，与当年拿下“985基地”有很大关系，也与卿先生的老当益壮、再次出山紧密相关。
朱越利教授说，卿先生在为川大宗教所引进人才上非常重视。当时为把任继愈先生的学生陈兵教授引进到川大，做了很多工作。陈兵教授后来成为佛教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宋元道教研究领域也造诣精深。其他比如引进日本东京大学著名道教学者蜂屋邦夫教授的高足钦伟刚教授，从云南大学引进郭武教授，从厦门大学引进詹石窗教授、盖建民教授等。卿先生都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把他们的职称、住房、待遇等问题一一落实方才安心。
台湾太一道院的黄胜得先生90年代来到大陆，希望能够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和道教研究，通过黄海德教授认识了川大宗教所的李刚教授，最终结识卿希泰先生。20多年来与宗教所多次合作，向宗教所提供资金设立奖学金，鼓励青年人才。此次参加会议的多位教授都曾得到过卿氏奖学金的资助。黄先生说，他20多年来走遍大陆，唯有卿先生培养了如此多的道教研究人才。
郭武、李大华、杨玉辉、张泽洪等教授都提到，卿先生曾将自己的奖金和个人经费用来办刊、发稿费的事。当时的《宗教学研究》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影响力，宗教所也没有多少经费，所以那个时候办刊很困难。那些年的《宗教学研究》经常有两三期合在一起出版的现象。为了维持这个刊物，当时卿老师确曾用自己的钱来补贴过这个刊物。张泽洪教授说，《宗教学研究》最初几年只是内刊，非常艰难，但卿先生预见到这个刊物的重要价值，始终不放弃。到90年代初成为公开刊物，而现在的《宗教学研究》作为全国高校中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的宗教学专业学术期刊，迄今已发行100多期了，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科院），2013年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由于有这个刊物，宗教学的研究者有了发表自己学术成果的平台。
陈霞、李大华等多位教授都说，当年卿先生初创川大宗教所，目光高远，格局宏大，颇具战略眼光。卿先生在条件极艰难的情况下，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思想史》，排除万难办刊物。当时或许看不出眉目，但是现在回头来看，若没有卿先生的高瞻远瞩，川大宗教所在学术界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二、传道授业育贤才
刘固盛教授说，卿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对学术后辈充满关爱。他弥留之际仍在关心学生的毕业和工作，令人肃然动容。在他眼中，卿先生不仅是一代宗师，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刘固盛教授认识卿先生近20年。他的博士论文《宋元老学研究》入选卿先生主编的“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第三批），得到了先生的肯定，那也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后来他经常借学术会议之机向卿先生请教，常得到卿先生赠予并题签的新作，每次手捧卿先生的新作，总是十分激动。刘固盛教授感慨地说：“先生之话语，让我如坐春风不曾忘记；先生之惠赠，更是对我学术研究的莫大鼓励。”
郭武教授回忆说，他1988年到川大学习，当时宗教所的条件很艰苦，经费十分短缺，但是卿老师对于培养学生却很舍得花钱。当时卿老师为了让郭武教授更多地了解和认识道教，曾经让他去四川青城山和陕西终南山调查和生活过，并且愿意报销他所有的路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这点钱在现在看来也许不算多，但在当时却是非常不容易拿出来的。硕士毕业后，郭武教授去云南大学工作。卿先生有一次到昆明开会，建议郭武教授去香港中文大学跟随黎志添教授读博。当时郭武教授已经在云南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他自己去读博士学位的动力不是很强。卿先生知道后，鼓励和督促他应该去香港学习更多的东西。郭武教授到了香港以后，不但接受了新的学术训练，而且接触了大批国外的著名学者、阅读了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这为他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
杨玉辉教授回忆说，1998年他考入了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攻读宗教学博士。当时的四川大学宗教学博士点是全国高校唯一的宗教学博士点，也是最有实力的宗教学术研究单位，汇集了多位宗教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正是在川大宗教所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奠定了他此后宗教学术研究的基础。由于大学本科学的是中医学，第一次接触宗教学领域，杨玉辉教授内心有许多迷茫和困惑，而作为40余岁的“大”学生，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压力。但不管是在宗教学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训练中，还是在研究领域的选择和毕业论文的选题中，卿先生都给了杨玉辉教授许多有益的指导。由于道教与传统医学的密切关系，卿先生特别建议他充分利用这个特殊条件选择研究课题，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将研究领域放在道教人学和道教养生方面。尤其是对于杨玉辉教授的毕业论文《道教人学研究》，从选题到具体的内容，卿先生都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使他能将其顺利完成，并得到卿先生的较高评价。博士毕业后，杨玉辉教授回到西南师范大学，继续从事道教研究工作。2004年他将精心修订准备付梓的《道教人学研究》书稿送给卿先生，并请求赐序。卿先生对书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作序，让他深受感动。
张松辉教授说，尽管卿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道教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但卿先生从不以权威和真理自居。卿先生强调学术批评自由，哪怕批评来自初出茅庐的学生，鼓励学生将不同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除了学术上的指导之外，卿先生对学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据张松辉教授回忆，有一年他从广州来成都开会，卿老师担心他着凉，赶快给他送来衣物。后来还送张松辉教授一个计步器，让他坚持锻炼身体。
黄海德教授谈到，他30年前师从王家祐教授时，曾得到卿先生的指导帮助。那时川大宗教所初创，卿先生身体不是很好，经常住院治疗，每次黄海德教授去看望，都能得到卿先生的指导。卿先生对学术研究的献身精神令人敬佩，病重时仍然坚持工作，数十年不懈。后来黄海德教授在四川省社科院工作，卿先生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支持，甚至黄海德教授到华侨大学工作后，卿先生依旧关心支持他。
赵芃教授回忆说，2003年到川大读书，路上遇到卿先生，当时不敢和卿先生打招呼，想躲着走，结果卿先生非常和蔼隔着老远就叫他。赵芃教授毕业后回到济南，他的博士论文入选“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当时卿先生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导他修改论文。赵芃教授到山东工作之后，申请国家课题遇到困难，找不到合适的选题。卿先生知道后建议他结合自身优势，以“山东道教史”为题申报，让他茅塞顿开。后来赵芃教授的《山东道教史》出版遇到困难，申请“985”经费资助，卿先生给予了很大支持。
卿先生培养的不仅有道教研究的人才，还有宗教学其他领域的人才。比如现任大理大学校长的张桥贵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张桥贵教授说道，卿先生学术功底十分深厚，当年他在川大宗教所读书时，论文交给卿先生审阅，卿先生当场修改，在不翻阅参考书的情况下连引文的错误都能改得一字不差。
三、重情重义助同道
朱越利教授回忆，1980年，他那时在中国社科院读研，跟随任继愈先生编写《宗教辞典》，道教方向的内容若没有卿先生的大力支持是写不出来的。那期间，朱越利教授常向卿先生、王家祐先生请教，受益良多。1981年，朱越利教授到成都学习，又见到卿先生，得到卿先生赠《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卿先生专门用毛笔题字，并不因为对方是晚辈后学而轻慢。
胡孚琛教授说，卿先生特别重情重义。王明先生曾为卿先生的著作《中国道教史》作序，王明先生去世后，卿先生特地在四卷本《中国道教史》的后记中悼念王明先生。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东岳庙住持袁志鸿道长说，卿老是道教学研究的泰山北斗，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受到卿老道学文化熏陶培养的人很多，不仅在学术界，道教界获其益的也大有人在。早年，卿老、王家祐、胡海牙等老先生经常参加中国道协的活动、尤其是学术活动，所以许多的场合袁志鸿道长都有与卿老、还有四川的道教学者王家祐先生见面和请益的机缘。遇到道教文化的内容向卿老请教，老先生释疑解惑，有教无类。卿希泰老先生的温文儒雅、诲人不倦的风范，袁志鸿道长至今记忆犹新。2014年北京东岳庙办起了《凝眸云水》季刊，向卿老师约稿，卿老欣然应允，2015年《凝眸云水》连续四期连载了卿老先生的大作：《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且，卿先生还是《北京东岳庙志》四位“名誉顾问”的首座“名誉顾问”。
袁志鸿道长还说道，卿老是学者中非常关心维护道教的人。记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场合，人们为鲁迅先生关于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话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鲁迅先生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应该是对道教颇含贬义的意思。最后卿希泰先生站起来正本清源，论证了“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鲁迅先生肯定道教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地位和价值。在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道教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由于卿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一言定鼎，他那种在大的学术场景下阐述学理、以理服人的大家学者气概，使人至今记忆尤深。
杨玉辉教授回忆，2008年底，受北川县政府委托，李刚教授和杨玉辉教授一起参与制定“北川羌族自治县宗教文化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的工作。灾后重建所涉及的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如何能够既符合当前的宗教政策又能够发挥宗教在灾后重建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而由政府部门参与的宗教文化重建，在国内还属首创。当初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们还是有些信心不足，便去川大当面请教卿先生。卿老十分热心这件事情，高度评价了宗教参与灾后重建的重要意义，并给他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具体建议和意见。在规划文稿基本完成后，卿老不顾80多岁的高龄，仔细阅读了全部文稿，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甚至文字表述都仔细斟酌，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提出进一步修改的建议。正是在卿老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一规划制定工作得以顺利地高质量完成。
四、薪尽火传范后学
进入新世纪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更名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以道教研究为主，兼有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宗教学理论等全方位宗教学术研究的学科布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近20年来，在卿先生的领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同时，川大宗教所培养的人才已有数百名，卿先生亲自培养的亦有数十位，遍布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不少已成为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和领导。此外，不少国外学者也慕名前来学习和进修，接受卿老指导。与会德国学者欧福克副教授回忆说，自己从1992年开始多次到四川大学宗教所学习、考察。卿先生多次应邀去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加拿大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访问讲学或参加道教国际学术会议，在卿先生的带领下，川大宗教所与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使川大的道教和宗教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通过追忆卿希泰先生的一生，在座的李远国等学者总结了卿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确立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开辟了现代道教研究的新领域，为中国道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道教研究正名，确立了中国道教研究的国际地位；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宗教学人才。
座谈会中，很多学者谈到卿先生是中国道教研究的“开拓者”。郭武教授认为，“开拓者”这一评价并不够精确和崇高，更加精确和崇高的评价应该是“奠基者”。因为别人可以说，事实上卿先生之前也有人搞过道教研究；或者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不断进步的，“开拓者”是需要被超越的。而卿先生对道教研究人才的培养却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培养的道教研究人才遍布国内很多单位，甚至遍布世界很多地方，他的“再传弟子”们更是如此。这些弟子和“再传弟子”不但构成了当今道教研究的主力，而且还将代代繁衍、薪火相传，所以无论以后道教研究发展到何种程度，都离不开卿先生当日的培养之劳和“奠基”之功。
刘固盛教授总结卿希泰先生的学术成就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是卿先生的道教学术研究具有开拓性和整体性。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到90年代的《中国道教史》，再到新世纪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卿先生的道教研究具有宏大的规模和前瞻的规划，注重贯通研究和思想提炼，硕果累累，令人敬佩。其二，卿先生的学术见解具有敏锐性和引领性。仅2006年他发表的《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提出要加强地方道教史和道派史的研究、加强道教教义教理的研究、开展道教典籍的整理、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加强西方道教研究成果的译介等等，正在引领并将继续引领今后道教学术的发展。其三，卿先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及相关学术领导工作不仅提升了道教学术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也极大提高了我国道教研究的国际地位。
李远国教授还指出，卿先生所倡导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宗教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卿先生作为国内宗教学的开创者和领路者，我们不能忽视他在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首先，卿先生突破时代局限，坚持客观理性的科学方法。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国内宗教研究都是围绕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宗教学研究仅限于解释宗教政策。卿先生在其宗教学研究中，始终坚持了客观理性的科学方法，不局限于阐述政策的局限，也不“媚教”。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力求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地根据第一手原始材料作辩证的、全面的分析，按其本来面貌去认识它们，仔细辨别其精华和糟粕，历史地评价其作用，力求避免空泛的议论和主观片面地下结论。他不仅自己坚持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培养学生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
并且，卿先生注重与宗教界的交流和合作。卿先生认为宗教学研究不能局限于考据文献材料的死胡同，不能做成远离现实的书斋里的学问。卿先生历来关注道教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本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情怀，卿先生希望宗教学研究能够帮助现实问题的解决，推动宗教界为当今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多年来，卿先生及川大宗教所同宗教界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学界和宗教界的优势互补作用，不仅为宗教界培养大量人才，为宗教界的学术发展和文化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在与宗教界的紧密合作交流中，不断推动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李远国教授认为，卿先生开创的道教研究方法，不同于西方宗教学的方法，可谓是“道教研究的卿氏学派”。李远国教授还建议川大宗教所写一本《道教学术史》，追溯卿希泰先生及其他道教研究先贤的事迹，梳理道教学术的血脉，继承卿先生的学风和研究方法。
与会嘉宾除了追忆、总结卿先生的光辉成就之外，还分享了很多卿先生的生活往事，十分感人。苟波教授提到卿先生十分疼爱小孙女，不管他在忙多重要的事，只要小孙女来敲门，卿先生马上开门。卿先生对学生也十分关心，卿先生随时挂念着学生的学业、生活，甚至时常让师母到宿舍去看望他们。
陈霞教授还提到，卿先生是个非常宽厚且达观的人。这么多年来卿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但是卿先生从未被病痛吓到过，始终乐观幽默。
盖建民所长提到，川大李旭峰副校长曾对他说，卿老师人非常好，特别善良，川大生物系老一辈的老师都很怀念卿先生（卿先生曾经担任过四川大学生物系的书记，对生物系的学科建设也有贡献）。文革时生物系的老教授被批斗，打得浑身是血，没有人敢过问，当时卿先生自己也是被批斗关牛棚的，在那种情况下还把受伤的生物系教授背回家。
追思会最后，卿海若先生回忆了很多小时候卿先生教导他们兄弟的点滴。还说道文革期间，卿先生时常被批斗，但卿先生回到家和家人说的永远不是谁打了他、斗了他，而是谁帮助了他、对他笑了。卿先生记住的都是别人对他的好。
最后，盖建民所长总结道：“卿希泰先生是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创所所长，是国际道教研究权威学者，是中国当代杰出的教育家，是中国道教研究的一代宗师，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为中国道教研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教研究方法和理论，即李远国教授所说的‘卿氏学派’，为我国道教研究学科建设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业师治学严谨，秉承了川大注重经典、以史学见长的学术传统，卿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思想史》是道教研究者的必读文献，在国际道教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卿先生在培养道教研究人才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和开阔的视野，他培养的很多博士，注重从学科交叉与文化学角度挖掘道教思想内蕴，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道教研究论著。卿先生主编的“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自1999年开始已经出版了180部，提携后辈，嘉惠学林，在道教后备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我们深切缅怀业师。我们将继承先生‘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沿着先生奠基的中国道教研究理路,为建立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杨雯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