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7日下午两点半，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颂教授应邀为我所师生作了一场以“佛教文明的‘缺位’与‘复位’”为题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王大伟教授主持，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段玉明教授和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王雪梅教授评议。

讲座伊始，王颂教授首先提出“佛教文明”的定位缺失。通过巴以冲突的现状和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展示了宗教对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深刻意义和思维导向，继而对“佛教文明”并没有作为一个文明主体的原因进行探究。他指出了“佛教文明”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佛教文明”构成亚洲主义内在核心的原因。“佛教文明”在亚洲历史上和当今的亚洲诸多国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6-10世纪，中国、日本和印度保持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佛教一度成为以三者为核心的泛亚洲的宗教信仰。即便是作为近邻、关系密切、外表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中日韩，其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恐怕只有佛教。追溯到古代，以唐、宋为中心环望四周，民族与文化的拼图更加令人眼花缭乱，而佛教是它们共有的最普遍的一层底色。

王颂教授认为，佛教文明的“缺位”不但影响了研究者对佛教现实与未来的了解和关切，也影响了其它领域的学者对亚洲所共有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认识。西方在佛教研究伊始，就秉承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界定所谓“纯粹佛教”，尽管西方佛教学者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往往只看到断裂性，而未重视其连续一贯性。由于近现代佛教研究所秉持的西方范式的误导，“佛教文明〞更多地指向博物馆陈列品式的研究对象，而非现实的存在。

王颂教授指出，西方学者的宗教观与文明观相互投射，用基督教式的同一性来加以收束，探求“秩序“和“支配性原则”，实际上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基于民族国家观和基督教本位，将民族与宗教进行简单挂钩，故而认为中国理应存在一种国家/民族宗教，通过这种宗教可以定义和解释中国和中国文化。1993年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研究范式不仅影响了对佛教文明的理解，也影响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西方汉学家自近代以来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以费正清、列文森等人的“刺激反应” 说为代表，实际上秉承的都是“一元普遍” 的文明观，即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一种文化性或文明性的要素，可以成为真正的普遍性标准，其文明观是片面的。

王颂教授通过梳理佛教在历史上与精英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佛教文明”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指明中华文明等于儒家文明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在时代转型期经常发生剧烈的转化与更替，但佛教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属为小传统的一部分，表现出很强的持续性。在民间层面，佛道教与民间宗教水乳交融，很难加以严格区分，以宋明道学为代表的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儒教与民间的儒教存在着距离，儒家文化在草根阶层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宗教的形式传播的。王颂进一步提出：佛教文明的“复位”不但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和亚洲文明，对文明交流与互鉴、铸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积极意义。就人类文明整体而言，借鉴与融合是大趋势。文明但不一定是“文明冲突”，将越来越成为讨论世界秩序的出发点。我们要明确反对亨廷顿理论内含的西方中心论和冷战思维，同时不能无视或者简单地否定亨廷顿的观点。为了避免落入文明冲突论的陷阱，在倡导“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旗帜下，解构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探讨“佛教文明”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不仅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还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王颂教授进行了简练深刻的总结回顾：尽管我们对亨廷顿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无视，有待扬弃。承认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反对和打破对中华文明一元化的理解，特别是近代对汉学和佛教学的误解。并提出了“佛教文明”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评议环节，段玉明老师首先指出从佛教角度探究东亚文明形态的创新性，肯定王颂教授在选题展现出的跨学科宗教文化的丰富学识和对宗教认识上的真知灼见和过人胆识，鼓励宗教所师生提高眼界和立意，做对学术界、文化界有意义的研究。从方法论角度，赞扬了王颂教授的学理化体系论证所展现出的理论深度。其次，段老师对王颂提出的中国宗教的离散性、多元性表示认同，并指出正是中国宗教思想资源的丰富性对人们带来文化滋养。最后，段老师对讲座中所提佛教文明的世界性以及在统合东亚文明上的优势表示认同。佛教文明不但具有丰厚历史底蕴，还是去符号化、去国别、去民族的，不仅是宗教，更是具有世界性的文明模式。接着，王雪梅教授对王颂老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肯定了王颂老师在亚洲文明、佛教文化之外，提出了佛教文明的创新性，并结合学术研究和高校课程设置的现状讲述了佛教文明的缺位的种种切身体验。最后，王大伟老师指出王颂教授从文化角度研究佛教的独创性优势和对新时代宗教学研究困境突破和研究领域拓展的启发性意义，并对王颂老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撰稿：金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