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4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杨英研究员受邀为我所师生带来一场题为“‘礼’的结构、内容及研究方法”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大伟研究员主持，我所众多硕博士研究生参与，氛围浓厚，讨论深入。

杨英研究员首先介绍了“礼”的基本概念，指出礼并不仅是形式化的仪式规范，而是一套涵盖政治制度、权力分配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设计和调适机制，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帝胄庙堂到官僚阶层，从宗族伦理到乡里秩序，“礼”的结构无处不在。这种渊源久远的系统，从周代起便逐渐完善，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结构宏大的制度体系。三部《礼书》即《周礼》《仪礼》《礼记》，分别从理论、操作和礼仪细节三方面记录了这些礼制，成为礼学发展的基础。礼学之内，不同朝代结合自身的礼仪需求，对礼典进行重构，形成了系统化的庙堂礼制与乡里礼秩，构建出一套从庙堂到乡里，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规范。

关于“礼”的结构，杨英研究员分别介绍了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礼学的经典之一《周礼》详细描述了礼制的各个方面，《汉书·艺文志》对此也有记载，如《军礼司马法》155篇，这些礼法将社会结构细分并加以规范。汉代戴德、戴圣、刘向等儒生编撰的《仪礼》，系统记录了冠、婚、射、丧、饮、祭等仪式细节，使礼学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戴德与戴圣等所编撰的《礼记》百三十一篇，则从百家言、先秦旧闻及后世诸儒的记录中吸纳了礼仪的各种思想，是汉儒构建礼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继承并发展了礼学传统，撰写了《礼记正义》等，遵照“疏不破注”的注疏原则，使礼学体系更加系统化。

杨英研究员指出，“礼”的成熟时期标志着礼义、礼仪和礼容三位一体的形成。典范结构分为礼义（道德规范）、礼仪（具体仪式操作）、礼容（礼仪形式与姿态），并辅之以礼典（记录礼仪制度的典籍）和物化礼乐（与礼制相关的器物和音乐）。礼仪的核心不止在于文本，而在于展演，通过礼仪的展示达到教育和教化的目的。

在谈到庙堂礼典的流变时，杨英研究员梳理了礼典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先秦时期，《仪礼》十七篇是礼典系统化的起点，形成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礼分类。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制体系一度混乱，但在汉代通过“汉家故事”的形式得以重构。魏晋时期礼制在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得到发扬光大，唐代的《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等礼典奠定了礼制的高度规范化，标志着庙堂礼典的发展达到顶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开始为庶民制定礼仪，明清时期的《大明集礼》《大清通礼》以及《皇朝礼器图式》等礼书则进一步将礼仪规范到器物和形式层面，使礼制进入更加细化的物化阶段。

关于乡里礼秩，杨英研究员指出，乡里的礼仪体系以序齿、收族、祀神为核心。序齿即乡饮酒礼，体现了乡里序列的尊卑观念。收族则是宗族体系下的祭祖、婚丧礼仪。祀神包括了国家颁布的不同层级的神灵祭祀以及民间神祇的祭祀活动，民间的“淫祀”则需处于国家礼制框架之下。

最后，杨英研究员介绍了礼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学、制度史、考古学、田野调查等。文献学方法通过对古代典籍的整理，追溯礼仪的起源；制度史方法则考察职官制度、礼制的构成要素，探讨不同朝代礼制的动态变化；文物考古学则为礼仪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而田野调查与历史人类学方法，则通过展演还原礼制的实施场景。

这场讲座从“礼”的概念出发，系统探讨了礼制的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使在场听众对礼制的形成和演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兴趣与思考。

供稿：胡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