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1日晚19：00，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思想与社会”第15讲在望江校区文科楼223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董大学副教授主讲，主题为“敦煌文献与唐代《金刚经》的多元诠释”。主持人为我所王大伟研究员，现场三十余位硕博士研究生等听讲，气氛热烈。

董大学副教授首先以敦煌在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位置引出主题，随即从“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文献”和“敦煌文献所见唐代《金刚经》多元诠释”两方面展开讲座。

第一部分，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文献。董老师以敦煌藏经洞（第17窟）的发现为切入点，梳理了敦煌文献的流散史。在1900年王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后，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通过“资助修窟”和“捐赠”名义购走大量文卷。虽敦煌研究国际化，但亦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现存敦煌文献中，佛教典籍占比超90%，尤以《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抄本数量最多，成为研究中古佛教信仰的核心材料。与此同时，董老师展示了唐代《金刚经》的注释及用途，如武则天时期宫廷抄经为例，金刚经被用作“孝亲”的政治工具，抄经工程由门下省、工部与寺院协同完成。晚唐敦煌写本中，金刚经逐渐融入密教元素，如附加真言、仪轨，甚至衍生出《佛说金刚经纂》等“疑伪经”。通过翟奉达抄经、张球晚年写经等案例，揭示敦煌地区对中原注疏的接受与改造。西川印本在敦煌的流行也印证了四川佛教和敦煌佛教之间的交流。

第二部分，敦煌文献所见唐代《金刚经》多元诠释。佛教文献在敦煌遗书中的比重和价值，形态多样，内容丰富，文本年代跨度从两晋至北宋，包含传世佛教文献、“逸经”以及中国古代僧人撰写的经疏，其中经疏具有较高价值。经过对种种文献材料梳理，从保存数量最多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开始，对《两朝傅大士颂金刚经》《金刚般若经义记》《御注金刚经》等30余种古佚经疏，补足传世文献不足。并且在道氲《御注金刚般若经宣演》（斯771号等十五件）、《金刚经映》（村山龙平氏藏本、斯6537号、伯4748号三件）和昙旷《金刚般若经旨赞》（斯721号等二十六件）表现出：至少在8世纪后起至9世纪，法相唯识之学仍然在《金刚经》诠释中占据重要角色。董老师得出结论：虽从思想内容、作者身份、经疏功能等角度上看，不同注疏间存在很大差异，但这批类型、内容和功能不同的注疏却构成了唐代敦煌地区《金刚经》诠释。

在总结部分，董老师提醒大家，敦煌遗书中多种经疏作品对建构中古时期《金刚经》多元诠释的面貌具有价值，同时也对各位同学研究佛教文献进行了展望。

在与谈环节中，文新学院国威老师就敦煌文献中的佛教文献发表感想，宗教所吴华老师就张球晚年抄经行为提出了一些看法。最后，由王大伟老师做出总结，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胡佳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