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4日上午9时，应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副研究员在文科楼200会议室作了题为“佛道论衡与通史意识——解读石山寺写本‘传法记’”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佛教思想与社会”系列讲座第20讲，讲座由王大伟研究员主持，胡锐研究员与文学与新闻学院国威副教授担任与谈人。讲座伊始，陈志远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石山寺写本的文献状况与基本内容，指出该写本由“传法记”“破外道齐三教论”“显正降邪传”“反质道士论”“破外道论”五部分组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

陈志远老师首先梳理了收录有《传法记》一卷的《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简称“《续集》”）的不同版本，包括高丽本，江南诸藏本，四种敦煌本，日本写本（金刚寺、七寺、石山寺、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等。结合石山寺写本“传法记”所采用的引书与题材，陈志远老师认为：石山寺本是在《续集》本之上做了改订的形态，年代晚于《续集》，亦即晚于智昇生活的年代，大致推定在唐开元年间以后。接着通过对《传法记》与法琳《破邪论》的情节、引书等相应内容的对比，陈志远老师向我们揭示了《破邪论》在《魏书·释老志》所载经典传译的基础上加入大量佛道斗法的情节，《传法记》又做了进一步加笔：构建以后汉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东传始点，强调三国分立时代魏、吴两地佛教传承源于后汉佛教之孳乳；并强调了以三宝为佛教史叙事框架。

谈及《破外道〈齐三教论〉》部分，陈志远老师对其中宇文宪、张羡、大乘寺等重点的人物、地点与事件做了分析，指出宇文宪在天和元年（566）所主持的佛道辩论可视作天和四年（569）以降三教优劣论争在州郡地方的一次预演，背后很可能也有周武帝在僧、俗两界进行舆论试探的意味。此外，陈志远老师还注意到佛道论辩中，佛教一方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附会于印度的性常外道、本生安荼外道、时节外道、诸方外道，并指出这一做法未见于东晋南朝，是北朝后期之新变，影响下及唐初。

随后，在对石山寺写本中其他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陈志远老师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通过《显正降邪传》与道宣撰述中对昙显事迹的不同记载，并结合现存造像碑记，他提出北齐废道、梁武帝舍道恐非史实。《反质道士论》列举了大量习道破国、破家的史实，为法琳《破邪论》所继承。陈志远老师指出，周武法难前后，巴蜀地方的僧人通过深研道教经典，搜集道经和世俗史籍中对佛教有利的证据，撰成雄辩的论说。《破外道论》中阿育王塔分布的描述特详于巴蜀地区，巴蜀地区又曾是南朝故地，有条件接收江左五朝的学术遗产，因此推测《破外道论》的撰者，最可能生活在北周至隋初的巴蜀地区。

最后，陈志远副研究员点出了本次讲座“佛道论衡与通史意识”的问题意识，指出佛教通代编年史的构建经历了知识准备、体系构建、细部修润的过程。陈志远副研究员认为相比《高僧传》道德训喻的功用，通代编年史则寄托了从释迦入灭以后，以佛（舍利、佛像）—法（佛教经典）—僧（僧俗教众）为骨干的佛教在世间生存命运的严肃关切。唐代中后期，编年史与“高僧传”两体并行，涌现了《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敦煌本“佛法东流传”、《三宝五运图》等诸多编年史书，最终在南宋出现了《佛祖统纪·法运通塞志》这样的集大成之作，影响至今不绝。在这个脉络中回顾“传法记”写本，虽然只是一部护教作品的杂抄，经过与传世史书的比勘，仍可洞察编年史体孕育根源之处思想演变的痕迹。

与谈环节，国威副教授肯定了陈志远老师在文献比勘和史料考证方面的严谨工作，指出其通过引文、思想与诸本的比较，成功厘清了石山寺本的成书年代及其与《破邪论》的关系，为研究中古佛道论衡提供了珍贵材料。同时，他也提出若干问题以供进一步探讨，如文献中所引“魏书”“吴书”是否必然指陈寿《三国志》，以及关于曇无谶有意不译《戒品》一事，需结合唐代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和敦煌文献等材料加以辨析。这些意见为相关文献的证据链分析提供了重要启发。

胡锐研究员则从方法论层面高度赞赏了陈志远老师的讲座，虽切入点微小，却能牵动整体、以小见大，是学术研究的典范。她指出，这种精细入微的研究方法启示我们在道教研究中应多阅读佛教及佛道论衡相关文献。佛、道两家在引用史实时往往共用同一文本，虽立场各异，但所述事实一致。通过比较两方文献、辨析观点与事实的分界，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揭示中古宗教史的真实面貌。

现场气氛热烈，师生踊跃提问，交流深入。讲座末了，在场听众再次以热情的掌声表达对陈志远副研究员的谢意。至此讲座顺利拉下帷幕。

供稿：宗教文化论坛

摄影：王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