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日下午3时，应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邀请，南京大学哲学学院邵佳德副教授在望江校区文科楼200会议室作了题为“近代中国佛教藏经刊刻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以常州天宁寺为中心”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佛教思想与社会”系列讲座第22讲，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大伟研究员主持，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王雪梅教授担任评议人。参加讲座的还有李翎、吴华老师，以及本所的硕、博士研究生。讲座现场学术气氛热烈。

本次讲座聚焦近代佛教刻经活动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网络，邵老师首先从“毗陵藏”与近代佛教的发展引出了这一主题。常州天宁寺在晚清至民国期间主导了中国近代最后一部刻本大藏经——“毗陵藏”的刊刻，这一刻经活动不仅具有文本整理与文化保存意义，更反映出新旧技术更替、精英居士力量兴起、宗教实践方式变革等多重时代特征。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近代的藏经刻印与佛教复兴”中，邵老师回顾了近代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指出晚清以降佛教面临“衰落”与“复兴”，太平天国对寺院与经典的破坏，使佛教典籍系统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杨文会于19世纪后半叶重建佛典体系，创办金陵刻经处，开启中国近代佛教出版事业的新阶段。他强调，完备藏经不仅是佛教复兴的基础，更关乎民族国运，作为救世利民之法门。与此同时，妙空（郑学川）等人亦在同一时期创设多处刻经处，使近代佛典重建运动呈现多点并发的格局。

邵老师随后转入对天宁寺刻经始末的介绍。根据相关资料，天宁寺早在乾隆时期即已具备储刊楼、刷经楼等印刷建筑，而太平天国之后的重修与恢复，使寺院具备继续刻藏的条件。作为“毗陵刻经处”（又名“天宁刻经处”）的实际负责人，僧人惟宽在刻藏过程中“躬负校对，硃墨点勘，一丝不苟”，推动天宁寺在1910年至1926年间持续完成刻经任务，使天宁寺刻经虽较他处为后起，而“卷帙之富，几与金陵抗”。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常州天宁寺近代所刻的大藏经”中，邵老师介绍了天宁寺所刻佛典的规模。根据文献记载及方广錩、王继宗的先后考证，天宁寺所刻经目数量大致在1419部，所刻《龙藏》经书部数占《龙藏》总部数的80%以上，刻经数量独冠当时各地的刻经机构。经费方面，天宁寺依靠寺田收入、信众布施等维持刻经开支，其中盛宣怀等家族对刻经事业的持续支持尤为关键。同时众多普通僧人、信众也出资刻经，彰显其积累功德与传播佛法的热忱。邵老师还指出，天宁寺的刻工来自黄冈、扬州、丹阳各地。

邵老师随后进一步讨论了天宁寺刻经的定位与流传。天宁寺刻经在经目数量、类别和形制等方面已经达到了大藏经的标准，其项目开始时虽未有完整规划，但在刻经过程中逐渐形成明确的典籍体系，与金陵、扬州等地刻经处在一定阶段内形成合作网络。虽然民国佛教报刊未见“毗陵藏”“天宁藏”等相关名称，但从刻本结构、千字文号标注及合作痕迹的残留来看，天宁寺显然在民国佛教典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近代藏经刊刻的网络及其影响”中，邵老师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了刻经事业的扩散及其背后的宗教动力。邵老师指出，民国时期精英居士力量的崛起对刻经事业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同时，刻经活动也促成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员交流、资金流动与技术共享，构成一个跨区域的佛教出版网络，对民国佛教复兴发挥了整合作用。邵老师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各地刻经处所刻经典的部分书影。邵老师强调，新式印刷技术的引入，使佛教出版形式发生显著变化。石印、铅印与影印等技术推动经籍的大规模流通，也带来传统木刻典籍在成本、速度与接受度上的竞争压力。然而传统刻藏并未因技术革新而失去意义，其中蕴含的典籍崇拜、功德观念及参与行为，构成佛教徒维系信仰的重要方式。刻经既是文本再生产，也是宗教实践本身。

结论部分，邵老师指出天宁寺刻经的历史意义在于其在近代新旧技术发展的时间轴上成为最后一部完整完成的木刻大藏。这部大藏经或许在版本价值上并不突出，但其见证了世代变局中近代佛教徒力图复兴佛教、改革佛教的共同大愿。

在评议环节，王雪梅老师指出现有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关注刻经题记，通过题记来辨析社会网络的结构，从中考察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出资者如何参与刻经活动。邵老师的讲座将视野扩展至近代中国佛教刊本背后的合作网络，展现了刻经处之间在人员、资金与技术层面的互动方式，并以天宁寺为典型个案，深入呈现刻经计划的形成、合作关系的递进、刊刻任务的分配与人员组织的方式。随后，双方围绕天宁寺刻经资金来源的类型、刻经者与受资助经典之间的关系，以及刻经活动背后所体现的宗教与社会意涵进行了深入交流。

最后，王大伟老师对邵佳德老师的精彩报告和王雪梅老师的深入评议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在现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撰稿：金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