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下午14点，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导、受邀莅临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158学术报告厅，以“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为题，为宗教所及其它川大好学求知的师生同学们作了一场丰富充实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周冶副所长主持。

讲座伊始，汪信砚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学科分类的问题。汪教授指出，根据我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学科分为文科与理工科两大类，其中，理工科是自然科学诸学科的统称，而文科又有两种叫法，即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种分类其实是很混乱的。这种分类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把人文也视为科学，并称之为 “人文科学”；二是它认为所谓的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一类的东西，有时甚至把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三是它认为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于所谓的 “人文科学”而区别于自然科学。但其实上人文并不属于科学。汪教授又从三个方面给与了分析和解释。

第一，旨趣不同。汪教授指出，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 “是什么”、 “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 “应如何”的问题。人文学科不是把人当成一种既成的事实性存在而是把人当作人即当作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汪教授在此引用了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的观点，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 “抽象化”或 “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 “类”。与此不同，文化科学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 “具体化”或 “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

第三，思维方式不同。汪教授指出，各门科学都以探寻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为己任，这样一种旨趣决定了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必然是实证的。但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理想，因而它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实证的，其中，尤其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人文学科中那些体现出某种人文精神的命题，往往看起来是一些事实命题，而实际上却是一些价值命题。

与此同时，汪教授也不时地提醒我们，尽管科学和人文在此分析上有三大方面的差异和区别，但是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和思维方式上的互补性，都使得我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结合。科学与人文也并不截然相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