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1日晚七点，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应我所邀请，为我所师生及线上听众作了以“观念、制度、生活：佛教中国化的三条路径”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佛教思想与社会”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由王大伟教授主持，段玉明教授评议。圣凯教授围绕着“佛教中国化”进行了五个部分的阐述。

在第一部分，圣凯教授提出了“佛教中国化”的学术话语建构。他认为“佛教中国化”作为学术语境，会遭遇“佛教民族化”“佛教汉化”“佛教本土化”等学术观念的审视，也会冲击传统语境制造的“刻板印象”。所以，如何界定“佛教中国化”，这涉及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疆域等观念的认识。圣凯教授指出，“佛教中国化”是一种“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即以儒家、道家等为中国固有文化情境下的文明交融，同时，“佛教中国化”不仅有思想观念的融合，更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互动的过程。

在第二部分中，圣凯教授讲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四种特征。第一种特征是“弱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佛教进入中国并不是有组织的、成规模展开的，而是通过僧人的个体、自愿的方式完成的。佛教在传播方式上的“零散”特质，决定了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观念与价值体系，而非强制提供了某种制度模式和生活方式。第二种特征是原创性的文化融合。中国固有的儒家、道教等文明是佛教发展的“背景”，佛教与儒家、道教虽然出现了出家与孝道等伦理上的冲突，但中国佛教原创性的经典解释与理论创新，化解了三教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三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第三种特征是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绵延千年的“佛教中国化”并非单纯是由僧众、文化精英所创，而是“中国佛教有缘人”共同完成的。第四种特征是世界性与地方性融合一体。中国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既是域外文明的本土转型，又以中国为中心向东亚和东南亚等地传播。

在第三部分，圣凯教授讲述了三教视野下的汉传佛教观念的整合。圣凯教授提倡用“观念史”替代“思想史”。这是为了在佛教研究中能够应用文明史的视角。佛教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明观念、价值与生活方式。“观念整合”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观念的“差异性”而非“同一性”，观念间存在着差异，整合才有其必要。佛教传入中国，最重要的是“观念”的传播，而不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等进行制度性的改造，这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圣凯教授指出，从文化史视角探讨汉传佛教观念、制度与生活，可以发现儒、佛、道三教思想精英与经典文本对民众生活影响的有限性；同时，佛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明之间，既存在观念的差异，这是三者整合的前提，又有相通的观念底色，这是三者整合的基础；三教之间通过“文明对话”进入彼此的观念体系中，共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在第四部分中，圣凯教授讲述了“礼”视野下的汉传佛教制度问题。汉传佛教的僧众，一方面必须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理解固有的民族心理、文化模式，在此基础上，再去接受、取舍乃至重塑佛教；另一方面是作为传播主体，僧众要适应、顺应固有的文化、生活、制度等，转而才能因时因地的去继承、弘扬佛教。圣凯教授指出，“生活融合”最为重要的内容包括形而上维度的信仰生活和形而下维度的经济、物质生活。“生活融合”不仅是历时性、情境化的历史过程，更是具体的、主体性的体验与转化过程。

在第五部分，圣凯教授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圣凯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述：第一，继承是佛教作为教化之道、文明传播的前提。佛教徒对佛法的继承，是一种自觉、当下的活动过程，既有价值理想等境界层面的崇拜，又有经典文本、观念体系、哲学范畴等文本和思想层面的“继往开来”与“推陈出新”，更有制度层面、生活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展开。因此，佛教徒对“正法”“梵行”的继承，是佛教徒的“实践过程”，是即时的、鲜活的、有血肉的生活情景历程；第二，阐释是“观念整合”和“制度适应”的根本。圣凯教授指出，“观念整合”意义上的“阐释”，是经典、观念、制度、生活的全部阐释，是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倾听”的过程；第三，创新是“观念整合”“制度适应”和“生活融合”的关键。隋唐佛教宗派体现了中国佛教徒的创新能力，将印度佛教传统与中华固有的儒家、道家等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论释，通过“互释”“改造”“转化”“活用”，尤其是创新禅观体系、清规制度、生活习俗，从而让佛教广泛地用于时代需要，完全适应于中国社会、融合于中国文化，从而使佛教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得到很好的统一。

在评议环节，段玉明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认为圣凯教授构建了一个思路体系来统摄“佛教中国化”的各类研究，有整体和宏观的把握，把“宗教实体”的概念引入进来，僧众不仅是出家人的团体，而且还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出现，这可以给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思路。

最后，主持人王大伟教授对圣凯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在川大宗教所会议现场聆听讲座师生的热烈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人：金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