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4日下午三时，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二级教授刘林魁先生应邀于文科楼200号会议室作题为“《广弘明集》的编纂与成书”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宗教文化论坛“佛教思想与社会”系列讲座第二十四讲，由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大伟研究员主持。文学院国威副教授、计晓云老师及本所硕、博士研究生到场参加讲座。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与会师生聚精会神，兴味盎然。

讲座伊始，刘林魁教授首先说明了研究《广弘明集》编纂与成书问题的学术背景。汉文大藏经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材料，但当研究涉及佛教与世俗政权、儒道关系以及佛教内部不同门派之间的交涉时，单纯援引佛教文献往往可能受到质疑。因此，对于文本内部存在的矛盾，不能简单略过，而应进一步解释其形成机制。相较之下，《广弘明集》作为重要佛教文献，具有较高的研究与接受价值。

继而，刘教授围绕《广弘明集》篇目录、卷目录与正文之间的编纂关系，系统梳理其可能的形成次序，并提出两点拟测：其一，卷目录应在篇目录撰录之后形成，且二者的编纂者并非完全重合；其二，正文抄录又在卷目录形成之后进行，而篇目录、卷目录与正文抄录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时有相互关照，时亦未能完全对应。由此可见，《广弘明集》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其成书过程实包含多重编纂、调整与抄录环节。

在讨论篇目录对文章归属的调整时，刘教授指出，《广弘明集》初编之际，受到道宣同时期所编《集古今佛道论衡》的影响。其编纂重在纪事，文章题名多采用“作者+题名（事迹）”的方式，全书尤重于介绍佛道论衡文章的撰者、论衡缘起及其影响；至于论衡文章本身，则往往仅节录其核心观点，呈现出明显的“选而述之”倾向。

刘教授认为这一做法既出于节录文献的实际需要，也服务于全书的编纂意图。如甄鸾《笑道论》、竟陵王萧子良《净住子净行法门》等，皆篇幅较大，且曾以单独著作流传，因而不宜全篇照录。又如收录阮孝绪《七录序》，其重点并不在于完整保存原文，而主要着眼于其中佛典目录在前、道典目录在后的次序；因此，编者又于文末特意介绍阮孝绪的知识与信仰，以突出其文献组合中所蕴含的扬佛抑道意图。

随后，刘教授结合多种例证，考察《广弘明集》卷目录对文章排序所作的调整，并进一步讨论正文对组题文章的抄录方式。《广弘明集》的篇目录、卷目录有时以组题方式统摄一组文章，而正文却不能仅保留组题，必须将其下属单篇文章逐一抄出。此种目录与正文之间“一对多”的关系，尤易造成二者无法完全对应，进而形成文本的缺漏与不一致。

在结论部分，刘教授指出，《广弘明集》文本中的不自洽现象并非单纯的文献缺陷，反而保存了其复杂的成书痕迹。该书编纂至少经历三个阶段：道宣主要完成十篇体例与全书序言的设定、撰写，并参与《叙列代王臣滞惑解》《晋代已来佛像感应相》等部分文献的撰作。书中作者归属混乱、篇目重出及存目等现象，多源于编纂过程中体例的调整，成书后的续编因素相对较少，故后世整理时宜尽量保留其原有面貌。此外，中古皇帝、诸王署名编纂大型著作的实际流程，或与《广弘明集》的成书过程颇多相似，尚待进一步比较研究。

在随后的互动交流中，王大伟研究员、国威副教授与刘林魁教授就道宣编纂《广弘明集》除弘法护教之外是否还蕴含佛教建构意图，以及《广弘明集》研究对于目录学的启发、如何通过目录追溯文献编纂与成书过程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在场师生亦积极参与，交流热烈，颇具启发。

讲座最后，主持人王大伟研究员对刘林魁教授的精彩讲授致以诚挚谢忱。现场师生报以热烈掌声，本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供稿：金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