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3日晚七点，安阳师范学院许效正教授，应邀在文科楼200室作题为“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佛教中国化”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为宗教文化论坛“佛教思想与社会”系列讲座第二十六讲，由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大伟研究员主持。讲座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与会师生全神贯注，沉浸其中。

讲座伊始，许效正教授简要界定了讲座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社会史、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以及近代佛教中国化。他指出，社会史以历史上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群体生活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引入社会史视野，有助于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和社会问题等层面理解近代佛教的变迁。关于“中国佛教”，许教授梳理了其从两汉之际初传中国、主要流行于上流社会的外来宗教，到隋唐时期成为地道中国宗教的转变过程，并具体分析了这一转变形成的历史原因。转变的结果是，佛教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庞大的神灵谱系、完善的理论体系、众多信众和强大的寺院经济，其影响力渗透到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许教授强调，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适应。所谓近代佛教中国化，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传统佛教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人文化）和时代主题（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以佛教组织的社团化、佛寺产权的法制化、僧人教育的学堂化、社会活动的公益化、弘法方式的媒体化、社会身份的国民化为主要实践表现，并在庙产兴学运动的刺激下，于官、绅、僧、民的激烈博弈中完成。

随后，许教授阐释了近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他首先分析了其时代背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现代化全面启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传统二元制社会结构被打破。佛教则面临四大挑战：封建制度瓦解使其失去庇护；经济来源枯竭；基督教强势入侵并抢占信众；现代教育发展使知识精英对佛教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除外部环境变化外，佛教内部亦危机重重。官方文稿、地方官告示、市井小说、名人书信、僧人著述和晚清报刊中，均可见对僧人不良形象的批判，僧人的社会形象全面恶化。然而，面对巨大危机与挑战，佛教仍能克服历史积弊，实现自身革新与转型，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主要表现为：汉唐时期佛教中国化所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基本韧性，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政要居士势力不断增强，保护信教自由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与完善，佛教革新运动持续推进，以及优秀僧才不断涌现。

许教授进一步谈及庙产兴学运动。所谓庙产兴学运动，是指清末民国时期各地官绅利用各类庙产（包括祀典庙宇、百姓祠堂、佛寺道观、民间神庙等）的动产与不动产，办理新式学堂和其他新政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由新兴知识分子推动，以兴办教育为名占用庙产，本质上涉及政治与利益分配问题。面对生存危机，僧人采取了投靠日僧寻求保护、上书请愿，甚至毁学暴动等激烈反抗手段。

最后，许教授阐述了近代佛教中国化的社会实践。其一是佛教社团的法治化与组织化。在反抗与博弈中，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等全国性社团，加强了寺院之间及佛教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这些社团由僧界、政界、学界、商界深度参与，构建了民主共和制度下僧侣崛起的新型联盟。其二是僧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僧教育从传统的丛林熏修转向现代办学，教材引入历史、地理、外语等内容，以培养具备新知识和时代责任感的僧人。新式僧学堂的社会处境非常艰难，经常遭到新兴绅士的破坏、地方官的打压和守旧僧人的抵制。其三是佛教慈善事业的复兴。在庙产兴学运动的刺激下，佛教界开始创办孤儿院、参与赈灾等慈善活动，逐步扭转负面社会形象。民国成立后，各地佛教社团持续推进佛教慈幼院制度建设，佛教慈善从传统的个体布施向组织化、制度化的现代慈善模式转变。其四是庙产所有权的法治化进程。经过与政府的反复博弈，袁世凯政府逐渐完善了寺院财产归僧团所有的原则，以及佛教寺产的判断标准和保护佛教寺产的起始时间，为后续宗教法治化奠定了基础。最后是弘法方式的媒体化。面对社会舆论中的负面评价，佛教界开始创办《中日僧报》《佛学丛报》等期刊，利用现代媒体掌握话语权，推动弘法方式变革。此外，佛教徒的现代国民意识也逐渐形成，并在抗日战争期间高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与许教授展开对话，纷纷分享对讲座内容的感想与收获，并围绕庙产兴学等问题向许教授请教。许教授逐一予以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撰稿：冯思越

                            摄影：金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