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9日上午九点半，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哲学院教授张风雷老师，应邀在文科楼200室作题为“略论‘格义’及其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为2026年度宗教文化论坛系列讲座第17讲，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李裴研究员主持，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哈磊教授和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教授与谈。讲座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与会师生全神贯注，沉浸其中。

张教授首先指出，中国佛教史通史类著作几乎都会提及“格义”问题。汤用彤曾将中国佛教发展划分为方术化、格义佛教、佛教学派、佛教宗派等阶段；冯友兰则区分格义阶段、教门阶段与宗门阶段。日本学者布施浩岳亦有格义时代、学派时代、折衷时代、宗派时代、祖述时代的分期。1933年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对“格义”作了重要考证，指出晋世清谈之士多喜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僧徒间更有“格义”这一具体方法。汤用彤《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进一步奠定了“格义”研究的基础。此后，“格义”成为佛教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并延伸至翻译理论、中国哲学“反向格义”及哲学阐释学等领域。

随即，张教授重点分析了有关“格义”的两则关键史料。其一为梁慧皎《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汤用彤据此谓“格义之法，创于竺法雅”。其二为慧叡《喻疑论》，其中称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迁之以配说”。这说明早在汉末魏初的讲经活动中已使用“格义”“配说”方法，与《法雅传》所谓竺法雅始创格义之间存在张力。张教授指出，汤用彤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注意到《喻疑论》材料，但未对“创于竺法雅”的论断起疑；1948年《论“格义”》则更重视《喻疑论》，认为格义“可能在汉到三国时期”已用于解释佛教观念，竺法雅只是“在更大范围应用并加以系统化”。汤氏并强调，竺法雅的格义不是宽泛的中印思想比较，而是“逐条地”“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具有教学方法的性质。吕澂也认为“格义”是把佛书名相与中国书籍概念进行比较，固定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可能有一种“经过刊定的统一格式”。

在此基础上，张教授提出可将“格义”区分为狭义与广义。狭义格义指将印度佛教名相与中国本土名词以经过刊定的统一格式作机械的、格式化的概念对等解释；广义格义则指更为宽泛地将印度佛教概念或思想与中国本土概念或思想加以“拟配”的方法，自佛教传入以来的汉魏时代即已使用。陈寅恪对“格义”的解释偏于广义，凡“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者皆属格义，甚至认为后世融通儒释的理论亦属“格义之流”。冯友兰则更宽泛，将以今释古、以中释西等文化体系间互为理解的方法均称为格义。主讲人认为，应将广义格义首先限定在中国佛教史范围内，不宜无限制泛化为一般哲学阐释学。

张教授对传统所谓“狭义格义创于竺法雅”提出质疑。《高僧传》载竺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且“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又“外典佛书，递互讲说”，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如此第一流佛教学者，是否真会使用机械、僵化的概念对等法教训门徒，值得怀疑。主讲人还举传世藏经本《安般守意经》中“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等说法，指出这种格式化概念对等早已出现，未必迟至东晋竺法雅时代。因此，狭义格义的代表人物未必是竺法雅、康法朗，其产生也未必迟至东晋。

最后，张教授最后讨论了格义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主讲人指出，佛教经典翻译中首先遇到印度佛教概念与中国本土概念的“拟配”问题，如涅槃译为“无为”、空性译为“本无”、无我译为“非身”等，均体现了格义式理解。道安曾批评“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僧叡亦言“格义迁而乖本”，随着罗什新译出现，格义方法逐渐被摒弃。但格义并未完全绝迹，北魏昙靖伪撰《提谓波利经》，以五戒配五常、五行、五方等，隋唐智顗、法琳、颜之推等仍加以称引发挥，可见其影响深远。张教授总结认为，若严格以佛教正义衡量，道安、僧叡的批评自有道理；但若站在中国佛教思想史角度，着眼于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融通，则应充分肯定格义方法的历史贡献。格义虽有“迁而乖本”之弊，但作为一种方便法门，在佛教传入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若无格义方法的运用，外来佛教能否在中国社会生存发展，恐怕仍是一个大疑问。

在互动交流环节，在场师生积极参与交流，结合自身学习与研究经历畅谈心得体会，并就相关问题与张教授展开讨论。张教授认真回应了师生们的提问，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冯思越

 摄影：胡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