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8日晚上7点，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文化论坛2024年度系列讲座第23讲在望江校区文科楼162会议室举行。论坛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边疆学所所长高志英教授主讲，主题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方法论”。张泽洪教授、何正金博士后以及我所硕、博士研究生及线上学者参加讲座。

首先，高志英教授从自身学术研究背景出发，谈及从事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的缘起。她认为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以康定为中心，这一走廊不仅是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空间”这一观点，从整体性的角度论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主要关注甘青藏毗邻区到金沙江流域的汉藏之间区域的原因。受到纳西族身份的影响，高志英教授致力于传统藏彝走廊研究较少关注的澜沧江流域及跨境民族的研究。高志英教授认为从事跨境民族的迁徙、宗教、文化的研究，自身的研究视野从单一的纳西族研究拓展到了整个西南地区，实现了学术研究对象的拓展。

其次，高志英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西南跨境民族向东南亚迁徙的动态性。她认为，民族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除詹姆士·斯科特指出的国家政权统治以外，还包括寻找经济资源、族际生存空间竞争以及其他政治因素等。以傈僳族为例，高志英教授详细描述了傈僳族出境从缅北到泰北，再到老挝、越南，最后到马来西亚的迁徙路径。讲座中，高志英教授还强调了跨境民族的系统性，包括氐羌系统、百越系统、孟高棉系统、苗瑶系统以及汉族与回族等。这些民族在云南的25个边境县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分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民族网络。

再次，在谈及研究内容的拓展方面时，高志英教授总结归纳为“族迁我跟”“物流我追”“文融我探”三点。高志英教授坦言，得益于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自己对跨境民族傈僳族、德昂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等都有关注。但受制于自身的精力，主要关注的是傈僳族。对傈僳族的迁徙过程，高志英教授概括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三江并流区域到中缅、中老、中越区域，再到东南亚各国。高志英教授分别以盐巴、铓、弩、贝、白银等物品在傈僳族分布的跨界流动为例，说明这些物品在跨境民族中如何实现流动，并结合自身前往密支那田野调查的经历，阐发“物流我追”的认识。高志英教授认为盐巴、铓、弩、贝、白银等物品流通促进了民族交流融合，也就是“文融我探”的含义。高志英教授总结称，一些特殊物品常被人们当做是某个民族的符号，构成了这一民族内部认同的标志。

接着，在谈及研究领域的拓展时，高志英教授列举了跨境民族宗教研究“从世俗到神圣”的概念。以傈僳族为例，基督教传入傈僳族居住地区共有两条路线，分别是通商口岸开通后传播到四川、贵州，继而传播到云南的基督教和来自东南亚北上传播到云南的基督教。傈僳族宗教信仰经历了从传统宗教到基督教的转型，但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信仰，而是形成了一种宗教并存的现象。高志英教授专门从服饰的角度加以说明，傈僳族的服饰配饰上兼有弓弩和十字架的标志。原来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依托于血缘和地缘而建立的宗亲会在目前也有了跨境少数民族的参与。正因如此，传统华人华侨的概念需要斟酌解释，跨境民族的宗教在宗亲会凝聚人心和经济运作的功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傈僳族的宝石产业为例，高志英教授说明了宗教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组织和运作。她认为，宗教不仅是信仰体系，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连接和区隔的作用。

高志英教授在讲座的最后还分享了她的研究方法，强调了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历史的单向性才能看到变迁；田野的纵向性才能看到问题。她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高志英教授感叹到：“学术永远都是遗憾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田野要走千万步。”她指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东南亚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并呼吁学界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高志英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她的研究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多个学科，为听众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的丰富知识和宝贵视角。

最后，张泽洪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何正金博士后对高志英教授的讲座做出了评议，他认为高志英教授的讲座极具前沿性与启发性，并与高志英教授探讨了民族走廊的有关话题。随后，高志英教授对与会同学提出的关于民族宗教关系与宗教文献研读等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张泽洪教授对整场内容做出精炼的总结，并对高志英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由衷的感谢。

撰稿：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