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大华教授应邀莅临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158报告厅，以“全真道教与香港社会”为主题与在座师生们交流和分享了其对香港地区全真道教发展的观察和研究结果。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教授、闵丽教授、胡锐教授出席参加了此次论坛。

李大华教授以漫谈的形式，从香港全真教的缘起、商人与道教的关系、全真道与香港社会三个方面，同师生们分享了其所考察到的香港道教的发展掠影。李大华教授指出，香港全真道的出现与大陆道教既有联系也有差异。清朝光绪年间，随着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加之水灾旱灾等天灾的频繁，使得各式各样的民间救助力量随之兴起。尤其是华南地区，如广东、福建等地，出现了各种民间救助组织，善堂结社。这种善堂结社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早期多为商人团体，且最初目的在于以扶乩等宗教手段，为其商业行为或日常生活祈福、求取兆头。其也在频繁进行社会慈善活动的同时获得了官方的合法性认可，如此就给道教的传播与结合形成了有利的土壤。

全真道兴起于北方地区，早期活动范围也大致如此。全真道向南方地区的传播，学界所公认的是以南方地区出现全真龙门派字为准，大致定于康熙年间。但是李大华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发现，粤北地区有明朝时全真道士王守阳将全真道由湖南地区传入的口传历史，同时在明朝时期，广东等地就已经存在张三丰与真武大帝信仰的道观。因而全真道南传的时间应该可以往前推至明朝时期。因而，华南地区既有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善堂组织与传入的道教相结合，就形成了这一地区的道教体系。后在战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整顿时期，这一批道教组织便由广东迁往香港地区，形成了香港道教。

李大华教授强调。尽管善堂组织接受了道教的教理教义、制度形式。但是对其早期的扶乩手段依然十分注重。无论是宫观选址还是道名起取，甚至是科仪法术，都是采用扶乩手段，且以此为第一权威。因而香港道教与内地道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通过扶乩这种方式，而非严格的按照师承关系获取字辈，打破了大陆道教这种按资排辈的宗亲庙形式，使得其道教组织形式上要更为民主化和平等化。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了商人群体的加入。尽管香港道教以扶乩手段获取科仪书册，但是其依然通过借鉴抗战时期流落香港的内地道教科仪抄本、主动建立与内地道教的学习渠道来对自身的科仪法术进行重建，从而“认祖归宗”，获取其宗教合法性地位。

商人群体的高比例可以说是华南、香港地区道教组织的一大特点。商人们在通过道教组织进行社会慈善活动，从而获取、明确其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以商人精神影响着香港道教的发展。如在宗教戒律方面，香港地区的道教人士更愿意以“九德”的形式替代严苛的全真清规。且在“九德”当中更有符合商人精神的“惠”德的加入，也就是“分人以财”，正面的肯定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益关系。同时这种对德行的保持要比对戒律的遵守，弹性更大，更适应商人的日常生活。

李大华教授同时也指出，尽管在香港地区，“道士”由最初的“装神弄鬼”“度炼亡魂”的负面或半负面评价转变为了今日“崇奉老子”“大道无为”的高雅形象。但是在道教现代化的进程上，依然是与内地道教的发展一样不容乐观。与基督教、佛教的教内人士和教外信众之间亲密关系形成反差的是，道教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地区，都依然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未能落实到“道士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因而道教虽然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却依然使得中国人对其有着浓浓的“陌生感”。

讲座结束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教授，代表宗教所向李大华教授送上了本次讲座的海报卷轴，表达了四川大学师生对李大华教授的欢迎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