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5日晚上7点,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宗教文化论坛2024年度系列讲座第28讲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162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涛主讲,主题为“从杨懋春‘集镇区’概念的提出看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主持人张泽洪教授,评议人何正金博士后,及我所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刘海涛研究员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其相关论述为切入点,就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孕育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之引入与创新进行了初步揭示,并由此对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创新发展提出新的见解。本次讲座,刘海涛老师以杨懋春“集镇区”概念的提出为考察对象,尝试对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问题进行再论。讲座从问题的提出深入讨论,从“集镇区”概念的内涵与范围划定、“集镇区”的独特学术意义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刘海涛老师提出中央民族大学张曦在《共同体概念在日本的传播》一文的结语部分,一方面认可了其“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概念的引入与英语世界中community概念的引入和中文语境中‘社区’概念的提出有着复杂的‘交集’关系”的观点,另一方面则强调指出“在吴文藻的引导下弟子费孝通追随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化应该是帕克community概念的中国化”。张曦认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推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论述还可以商榷。刘海涛老师引用中央党校丁元竹的相关论述,认为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不是帕克“社区”概念的主要来源。他聚焦并依托“杨懋春‘集镇区’概念的提出”这个新的案例,为上述问题认知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新的依据。通过对杨懋春“集镇区”概念之提出进行梳理,对其独特而重要的学术意义及影响进行揭示。
首先,关于“集镇区”的概念内涵与范围划定。杨懋春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研究或明或隐都涉及“集镇区”概念,其提出的“集镇区”概念建立在“小村群”“集镇”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概念之上,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世代的联系或血缘的关系,接壤及邻近的三五个村庄常常联合起来举行共同的活动。杨懋春将集镇兴起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即农村演变为集镇、小市场演变为集镇、旅行站发展为集镇。而集镇形成的过程或方式,在中国华北农村地区较为多见,在别的地方,其情形可能与此不同,在四川省大多数实际耕种田地的农家是佃农。在杨懋春看来,在传统时期,最能满足乡村人民生活需要者是一个集镇区,一个集镇区是由一个集镇与其周围十数个或数十个农村所构成。一个集镇区不只有比一个小村群更多的农村,更具有各种功能,是可以提供各项服务的集镇。一个集镇区可比作一个发展相当完备的有机体,农村供养集镇,集镇服务农村。刘海涛老师认为,杨懋春的“集镇区”概念对施坚雅“市场研究范式”是有重要影响的。
其次,关于“集镇区”的独特学术意义及影响。刘海涛老师从三个方面指出无论是以“社区”发展为旨趣的社区研究,还是以界划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乡村社会为目的的“集镇区”研究,都受到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社区理论的深刻影响,都在继承、发展帕克的“人文区位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讲,以吴文藻、费孝通、杨懋春等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沿袭的是帕克社区研究的进路,与滕尼斯共同体理论具有不同的演讲路径,但这并不妨碍费孝通、杨懋春等学者通过“本土化”的学术建树对于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所展示出的各具特色的推进和创新,这应该是分属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似可不必混为一谈。刘海涛老师认为,杨懋春“集镇区”概念的提出,意在共同性因素与地域性因素并重,既体现出滕尼斯“共同体”理论对共同性的注重,也体现出帕克“社区”理论对地域性的注重,不仅是帕克“社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也为推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刘海涛老师认为,国内学界在对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市场理论进行援引的时候,也应该知道中国学者杨懋春集镇区概念理论的重要学术贡献。在此意义上讲,杨懋春“集镇区”概念的提出,对于今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何正金博士后评议认为刘海涛老师的讲座通过对杨懋春“集镇区”理论的梳理,强调了小共同体的概念,展示了共同体的另一个层次与内涵。张泽洪教授指出这场讲座是对人类学学术史的回顾讨论,对于如何将西方人类学理论融入民族宗教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在互动环节,线上线下同学积极提问,刘海涛老师一一解答。
撰稿:刘毓娴